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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图:老照片揭秘九十年代红灯区妓女惨痛生活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时间:2018-04-06 22:24:22  阅读:4856+ 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S.H.E
历史上很多职业被用笔墨的形式记录下来,不论高低贵贱,到了现今社会我们又有了更为生动的纪录方法——老照片。比如下面这组图,纪录着九十年代的红灯区妓女的悲惨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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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组图集是已故摄影师赵铁林在上世纪90年代在海南拍摄的性工作者生活状态。赵铁林拍了十几年“小姐”,他称她们为“女孩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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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纪实摄影是残酷的艺术,也需要摄影师身在其中做个冷眼旁观的人,赵铁林就是这样一位国内纪实摄影师!有人对赵铁林的照片也有过争议,有的说他伤害了这些姑娘,也有的说他真实地表现了低层的现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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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的照片几乎全是黑白照。他喜欢黑色,甚至在名片上,他也给自己的名字加了一个黑框。因为他说自己命大,五楼上掉下来没摔死,掉到海里没淹死,被人家打没打死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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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用摄影镜头真实记录下的这些照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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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些或蜷缩在阴暗潮湿的出租屋内,或站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涉外酒店的门口,或在一个城市通常心照不宣的某个准红灯区昏暗的路灯下徘徊,把希望交给民工、盲流、老外和暴发户的女孩子们,顺着他的照片走进了人们的视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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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多年以来,赵铁林前前后后拍摄了100多个“小姐”,进入深入拍摄的差不多有30多人,进入主题拍摄的也有10多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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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这10多人,从年龄上、从她们成长的环境上、以及生活状态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,但她们都有一个共性——就是她们的生活在某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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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赵铁林认为,这群女孩之所以沦落在社会的边缘,包含三方面原因:第一个是教育的问题,比如说这些孩子大多数接受教育不充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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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一个,她们的生活相对来说都比较贫困;她们流落到城市里面,都想赶快致富,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,那么她们采取的手段是非正常的。

  小姐们基本上都来自农村。农村劳动力过剩,流入城里。吃不了苦,只能吃青春饭。因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,在判断力上她们把当小姐这条路看作是原始积累,想做几年就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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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种想走捷径的心理像传染病一样;再加上回家穿金戴银,被人羡慕,然后就一个带二个,二个带三个的出来了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今农村的道德崩坏,母亲也不管,想反正是女孩子早晚要嫁出去。

  “小姐”这个行业绝对是暴利,能达到500%的利润率,诱惑太大了,所以做几年就收手的,几乎没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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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赵铁林说,退出来她们能干吗?现在下岗的、失业的都照顾不过来。回农村?凭什么你们待在城里,她们就该回去种地?!小姐问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,不是说靠自己自觉退出,或公安部门年年严打那么一次。严打永远只是制标不制本。

  在1950年的时候,国家说要杜绝娼妓,那真是杜绝了,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呢,全部抓进去由女教导员教授,学会以后出来全部安排工作。罚钱,检查身体,坐牢,然后放出来。放出来以后还是没工作,又回到老路上去。现在全国都在探讨劳动力的走向,想解决太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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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对待小姐的问题首先应该把其当成一种正常的社会现金现象。这是社会经济、社会结构到了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的一个问题。恩格斯说过,卖淫嫖娼是维持一夫一妻的补充,而且是必要的补充。

  她们所有的人在我接触过的都是有羞耻心的,只是在饥饿感面前羞耻心的地位就降低了。我和她们经济上是平等的,就是一个照相的,像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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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给她们拍照是收钱的20、50元不等。她们认为我拍的时候她们就算知道会登,我们是要签合同的。因为她们相信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扭曲她们。

  她们认为只要如实报道,就可以。不是不介意报道,而是怎么报道。在她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对生活是非常不成熟的,甚至可以说是天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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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这样,阿V进入了赵铁林的镜头。当赵铁林拿着冲洗好的照片回来的时候,阿V同意让赵铁林为她拍摄系列照片。赵铁林知道,一个姑娘的故事会从他的镜头里传播出去,而阿V的想法是,通过发表照片很快出名,甚至会有人把她的故事写成剧本,自己变成女主角……

  除了阿V,前后四年间,共有100多个人进入赵铁林的镜头,除了坐台小姐,还有城市边缘的渔民、农夫、失学儿童、流浪汉、外来拾荒者、驼背摆渡人……他们都和赵铁林一样,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被压在最底层。在城市里,他们是绝对的弱势群体。从没有人如此近距离地将视角伸入他们的生活中,并且持续多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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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99年3月,《聚焦生存——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》出版,在这本书中,赵铁林整理了十几个人的生存故事,其中绝大多数是坐台小姐。他也从此被媒体扣上了“专拍小姐的摄影师”的帽子。

  “阿V的故事”成为了书中的重要一章,阿V从背后环抱男友的那张照片被放大成封面照片。照片里,阿V的眼神没有丝毫弱势群体面对镜头的恐惧,有的是与全书基调一起弥漫开来的迷茫而无助。

  但阿V没有就此成名,没有人把她的故事写成剧本或者搬上银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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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谈到“小姐”结局的时候,赵铁林说有一些被老板花17万包到北京来,在语言学校上学,后来移民到澳大利亚,有的开了店,有的结了婚,有的送孩子上了学。

  大多数小姐通过原始积累,使生活上到了一个层次,她认为划得来。第一,我从一个穷乡僻壤看到了高楼大厦,我从一身破衣服穿到了好衣服,我能够和一些体面的男人在一块过生活,而且我还能得一笔钱。有了钱我可以做生意,很不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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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说起摄影师,不少小姐认为摄影师比她们还可怜。1998年3月,十六岁的贵州姑娘阿V和男友来到海南。在坐台小姐云集的十庙村,他遇到了一个拿着相机的中年男人。

  这就是赵铁林。1994年,他在海南海口和河南郑州开设的两家公司相继倒闭,转眼间,那个由客户、银行、合伙人构成的生活空间土崩瓦解,他从一个商人沦为一个彻底的穷人。

  与此同时,海南经济经历了迅速的暴起暴落,许多人的海南梦像泡沫一样破碎,这同样殃及到一大批沦落“风尘”的女子——本指望着趁着年轻来海南捞一票的姑娘们。

  赵铁林以80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房子,这是八间相连出租房中的一间。十六七个邻居中,大半是坐台小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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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赵铁林拿起相机,开始了拍摄生涯,最初的方式就是走街串巷地给人拍照,10元一张。而在他有限的生活空间里,这个消费群体最多的就是他的邻居——居住在周围的坐台小姐们。有时,她们还会花费心思地化好妆,让赵铁林到海边去为她们拍“艺术照”。

  长期生活在其中,让赵铁林对这个生存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。他开始以这些姑娘作为自己的拍摄题材。为了更深入接触拍摄对象,赵铁林从最初的收费拍照变成了 “付费拍照”——他经常掏钱请这些姑娘们吃饭,帮她们解决各种问题。他从不忌讳摆拍,只要姑娘们愿意,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出入他的镜头。每次拍摄,他总要详细讲清楚自己的目的,如果拍系列照片,他还要让对方在拍摄书上签字。

  在姑娘们的眼里,赵铁林这样的落魄记者不过是个体面点的乞食者,在一定程度上,甚至比她们更弱势,与她们用青春换饭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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